1978年,经历“文革”劫难的《中国青年报》复刊,我担任了驻黑龙江省记者站记者、记者站长。此间,我采写过省市领导,也采写过许多重大典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已经淡忘了,但采访一些小人物,见证了个体经济的萌芽、发展的历程,却让我记忆犹新。
 
　　记得改革开放前,公映了一部很有名的电影《青松岭》。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有一个叫钱广的人,因贩卖黄烟,受到批判。在当时,人们谈钱色变,对私营经济怀着极大的警惕。到了1980年,随着大量知识青年返城,很多知青成了“待业青年”,就业压力非常大。无奈之下,一些胆子大点的待业青年开始从事理发、修鞋、卖小吃等行业维持生计,一种叫“自谋职业”的称呼诞生了,这就是个体经济的萌芽。这一年4月,哈尔滨有个33岁的返城青年、两个孩子的爸爸刘长顺,妻子体弱多病,利用自家的房屋,带着同样待业的妹妹和侄女,经工商部门批准,开了个“长河园饭店”。这在当时绝对是新闻,但记者们还是冷静地等待观察了两个月,才开始采访。我采写《兄妹开店》的新闻,在诸多新闻中算较早的,发表在《中国青年报》6月24日的一版上。从这时开始到1985年末,我共采写了20多篇与个体经济相关的报道。

　　我采写过三名从事个体经济的青年成为哈尔滨市青联委员的消息,采写过全国第一个个体劳动者联合会在哈尔滨成立的新闻,采写过从事个体经济的青年当选为团十一大代表的消息,采写过《有了金饭碗》的专访,采写过个体经济与国营公司联营的消息,采写过个体青年应聘出国的消息等等……

　　当他们的“代言人”,这是当时一些个体青年对我的评价。我为长河园饭店的刘长顺代笔写过《个体户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为哈尔滨市劳动模范、从事服装业的个体户王培英代写过《党为我们打开了希望的大门》等文章,同时,还多次通过内参反映个体青年的疾苦,有的内参获得了省市领导和中央领导重视,并多次批示。我的关于个体经济的相关报道,也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多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汇报》、《哈尔滨日报》等媒体转播转载。

　　当时人们评价个体经济时说,“南有傻子瓜子,北有四号烧鸡”。哈尔滨道里区李君华兄妹三人都是待业青年,继承父亲传下来的手艺,经营一种特制的烧鸡,被称作四号烧鸡,在当时受到消费者欢迎,连外国游客来哈尔滨,都点名要吃这种烧鸡。后来,他们因为收税不公,被迫废业。这件事,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我先后写了四、五篇相关报道,还发了内参,中央领导作了批示。1984年到1985年,我与《经济日报》、《中国食品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青年》杂志、《哈尔滨日报》(发表时署名本报通讯员)的记者们一道,做了长达几个月的调查,我们先后采访了多家个体户、知情者,还采访了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局。记者们共同采写了长篇通讯《愤怒的烧鸡》,发表在1985年1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头条上,报纸配发了社论《维护青年个体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就做了转播,一时间《中国青年报》在哈尔滨洛阳纸贵,零售报纸被抢购一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个体经营户的发展,从“待割的资本主义尾巴”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从备受争议的“个体户”,到“挖到第一桶金”的富裕户;从公有经济一花独秀,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存在,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一切,都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变化,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变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亲历,见证,也是一种幸福。

(本报记者　梁捷整理)

　　人物小传:雷收麦,高级记者。曾任中国青年报驻黑龙江省记者站长,中国妇女报编委,多次获中国新闻奖。1987年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采写的《傻大姐外传》、《桃李情》、《多彩的泪》、《女童就学问题系列调查》等都曾受到好评。著有《红色的警告》、《你行我也行》、《油海警钟》(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