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婆婆，因为在街边非法摆卖指甲钳等小商品，被食物环境卫生署的小贩管理队拘捕。老婆婆跪地求情，执法者不为所动，引发围观的街坊不满，一名七旬老伯伯挺身而出理论，双方引发争执，有小贩管理队队员报称受伤，警察介入，结果老婆婆和伤者送院，老伯伯惹上官非。
   
跪地求情，看得人鼻子发酸。以为在当今社会，这样的情景应该只有电影里面才有，但却是现实。就是前些天发生的事情。而如果真的是电影，通常还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显示执法者人情味的一面，除非要把执法者彻底描绘成反面角色。
 
    这是去年的事情。
 
   
一名香港的流动小贩，在街边卖雪糕，为了多做点生意，附带卖起了棒棒糖。小贩原本开一家小店做小生意，只不过租金年年长，生意再也坐不下去。和太太都是伤残人士，找工作难，但是又不愿意拿政府失业援助，想自食其力，于是申请了小贩牌，每个月能赚上六千多元，维持生计。
 
   
生意做了不够半年，他被政府的食物卫生环境局告上了法庭，指他阻塞交通以及贩卖未在牌照内指名的商品，就是棒棒糖。不过在法庭上，裁判官责备控方只因为小贩卖30支棒棒糖告他，实在是处事缺乏弹性。建议执法者应该酌情处理，先劝谕警告，屡劝无效才上法庭。不过控方认为，如果纵容犯法行为，对其他的小贩不公平，而且让前线执法人员无所适从。
 
   
最终裁判官认为，小贩刚刚入行缺乏经验，而且没有案底，案情又不严重，轻判罚款一百元。这位72年出生的法官说，能够坚持在炎炎烈日下在街头摆档，其实是好事情，他亲自向小贩解释牌照的要求，并且强调政府执法，是为了保持街道整洁，并非为难他，他鼓励小贩，不要因为这次检控而影响工作，还承诺，如果正好经过他的小摊档，一定会去帮衬。
 结果，几个星期前，法官遵守承诺，来到他的摊位前买了一瓶矿泉水，并且让他不要泄气，努力工作。

    又好像在看电影：一个背负生活压力的底层百姓，遇到铁板一块的执法人员，在一个仁心仁意的法官面前，原本沉重冰凉的现实变得有点希望。这样的故事，看得人心里面暖暖的，而且，这不是电影。

    还好，香港还有独立的司法，有不仅讲法理，也讲情理的法官，明白司法制度最大挑战是要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小贩管理队毕竟不是城管。这个月底就要退休的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就指出，最大的挑战是确保实现普及的司法公义，在大多数的市民，包括中小型企业，都难以承担诉讼所涉及的庞大法律费用的时候，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作出纾缓，包括增加法律援助，向没有代表律师的涉讼人提供帮助，法律界提供法律公益服务以及使用调解服务等。

    管理街头的非法小贩，当然是小贩管理队的职责所在，但是每当涉及到弱势群体的时候，执法的手法如果不尽人情，往往会引发公愤，甚至影响到政府的形象。这些人之所以宁愿做非法小贩，也不呆在家里面拿政府综援，有的是不耻不劳而获，也有的，希望综援可以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们。当政府不断告诉大家，要发扬狮子山下精神，却不让这样的生存方式存在空间的时候，很让人怀疑，所谓的狮子山下精神，是不是就是要心甘情愿的被剥削？

    小摊小贩，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孕育出一代中产，在八十年代的内地，孕育出第一批的富人，而在美国，小摊贩也曾经是美国梦的第一步。小摊小贩也是很多人的回忆，曾经是城市文化一部分，但是，最近这些年，却开始和公共卫生，市容势不两立。是人们的价值追求改变？还是被标签？

    内地最近出了一本书，讲述的是香港官员的为官之道。香港食物环境署署长卓永兴说：」内地的小贩管理困难重重，香港的小贩管理则从容很多。我觉得这是两个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在香港，我们很多时候把小贩看做一种人文风景，对有技术的街头工匠进行保育。但反观内地，这么多的无牌小贩，随机贩卖食物，不要说保育，就是管理也是困难重重。「书名叫做」并非官话「，唉，作为香港人，看看现实，只能说，这是把官话说的不像官话的一种新的境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