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5位城管将一小贩打残绝不是孤立偶然现象

今日，上海电视台于“晚间新闻”中报道说：上海闵行区城管部门已就5位城管人员将一卖西瓜的外地小贩打成半身瘫痪一事，迅速作出回应：5位城管人员被单位集体除名，接受公安刑事调查。怪了！就在昨晚，上海电视台在报道此事之时，重点突出两点：一、城管在没收小贩一车西瓜时，小贩手拿西瓜刀有抗拒行为，还用牙咬了其中一个城管；二、将小贩不慎打残的5位城管中，只有一人是专职的，其余四位均是临时调来的交通协管员。言意之下，四位仁兄因为没有在执法前参加岗位培训，导致事态不可收拾。高招！出事了，城管部门立马将这些编制外的城管人员除名（包括一名正式工），让公安部门去处理，以示自己严惩不贷、治恶有方。

在这里，我并不想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也不想重复诸如上海斯伟江律师在其《解决城管凶猛的唯一途径是——解散城管》一文中开首这样写道：“上海闵行区的城管是不幸的，不幸的原因是他们打人技术不够，把摊贩打成偏袒了，事情一到重伤程度，刑事程序大部分情况下就难以避免了。如果是打成轻伤，或者就是鼻青脸肿，自然小菜一碟，完全可以甩甩袖子回家吃饭。”

我想说得是：类似这种事的发生并不是上海仅有，全国各大城市一样。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淋漓地折射出一个很大的、城乡间利益冲突的矛盾。

什么叫“城乡间利益冲突的矛盾”？自从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农村，用最最本分、厚实的态度去种田，已不能保证经济收入的稳定与增加；为了生存能有一方良好的、但又是不太华丽的空间，他们或是随浩浩荡荡的打工队伍盲流到城市来。事实上，城市里没那么多的岗位在等着他们。当打工活儿难找时，他们做起投入本钱最少的生意，比如卖西瓜。因为没本钱，他们无法象那些已赚到钱的家乡兄弟姐妹们那样盘个门面店，然后再挂上“水果超市”牌子。他们只能做流动小贩，赚些免房租的、有季节讲究的钱。虽然辛苦，但能温饱，全家免于露宿风餐。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这城市里为寻找最简单的生存保障而苦苦挣扎的一群边缘化外来人。
同样，作为以治理城市容貌为职责的这5位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种种表现从敬业角度出发。他们始终觉得，能找到这样一份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实属不易。他们越是珍惜这份工作，越是处处表现出对领导忠诚；也因为领导能决定聘或不聘他们的命运，故而，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可能会产生不利因素总是忽略不计。

于是，矛盾现象就跳出来了：农村里的人为生存保障做起小贩，摆起流动摊。城里的领导，希望这座城市始终干净、整洁，要求城管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去落实。在落实中，出现上述这种悲剧式事例是当事双方都不愿看到的，但不愿看到并不等于是不会发生。作为城市领导，首先要摆正自己观念，对农村涌进城里的无数流动小贩如何对待。是梳理分流，由政府免费或半免费提供室内场地让他们经营？还是拒绝他们在大街的任何一处摆摊？要知道，城里的人长着一张中国人脸，摆摊的农民也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同是中国脸，只是户籍不一：一个是农村户口；另一个是城镇户口。城里的领导没有理由因为要让城市美容、整洁起来，成为国际大都市，所以对城管人员大力围剿流动小贩现象熟视无睹。如果城市领导有“为农民服务”思想在，并且将这种理念贯彻于每一个城管心底，相信那时，上述悲剧的事不会再发生。

当城里人个个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逐步向国际大都市水准靠拢而欢呼雀跃时，却回过头来，一本正经地要求那些生存仍处于基本保证、但生老病死不能象城里人那样拥有福利保障的农民们，个个尽量做到安于现状、安分守己地做个中国好农民，不要给这城市添乱；不要带来脏乱差现象，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李白诗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黑星人吾说：“自从山区来，贫寒不足议。”

我想，我们既然能让神七升空，宇宙笑傲迈步，为何不能多一些怜悯与包容之心，拿些钱出来，另辟一方良地，让那些农村来的生存者有个落脚的生存空间？毕竟，一座城市的美丽，属于大家共享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