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翊飞：烈士和小贩对决，规则在哪里？

      烈士是一个有政治意义的名字，它代表着一个时代为人民、为劳苦大众献出生命和鲜血的人，而这个人碰上了同样具有道德意义的贫穷小贩，他们在法庭对决，时间是公元2007年地点是北京，崔英杰案。
　　按理说，杀人偿命。在古代，这是天理，也就是说小贩杀死了这个被追认为烈士的城管当然该判死刑，当然该偿命。然而，却有许多的专家质疑的声音，他们在为这个杀人的小贩求情，他们认为他不应当死。

　　小贩为什么杀死城管，道理很简单，城管要抢他的三轮车。城管有这样的执法权吗？行政法授权了城管机关这个权利了吗？如果行政机关都没有授权成立这样的机构，都没有给予他们执法权，那么城管不是在明目张胆公然侵犯公民的私人财产么？那么，小贩不是正当自卫么？至少还是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应该承担责任，但当死么？

　　官方迫不及待地为这些生存于灰色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带上政治和道德的高帽——烈士，他们企图通过这样一套革命的话语和体系留下来的荣誉为自己的合法性建立权威，以消除内心的恐惧，鼓舞后来者的士气。被杀的城管马上成为了烈士。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恰恰是“烈士”的荣誉把他们自己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官方的革命话语和道德评判标准和民间的话语已经发生严重分裂，愈是强化它，得到的反感愈多。如果说谈判遵守共同的规则基础，那么在这样一场似乎要以法律解决的纠纷中却陷入了困境，法官陷入了法律专家建议的困境，他无法能得出一个完全符合法律准绳的判决，更难在被害人和社会公众间赢得公正的美誉，相反任何的判决——死刑或非死刑——都会将法院推入不公：判死刑，法学专家和许多站在小贩利益的公民质疑、不满；不判死刑，被害人家属和授予被害者烈士岗位的人不满，烈士是革命烈士，把革命人士都杀了，那不是反革命了么？反革命杀人，都不死？如果不能从源头上厘清扭曲的制度，那么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双输的判决，无论怎么判决都不能达到满意的局面，甚至会引起同样涉及甚广的社会公众的不满。

　　崔应杰杀死了城管，是制度扭曲了人性，更应该说是制度杀人，而不是人杀人，正如鲁迅说的，吃人的制度。制度扭曲导致制度杀人的个案一直在上演，它发生在中国大地，无非是现在小贩拿起了刀，而更多其他在吃人制度下的牺牲品仍然在发生，它甚至在制度改进（比如收容遣送制度）之后仍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在规则出现混乱，道德和社会底线出现混乱的情况下，规则的重建是最为困难的。人要有底线，杀人逾越了最后的底线，当应承担责任，我们不能因为同情而煽动任何个人逾越底线的行动，这也并不代表正义。

　　制度归结到底是人，制度改进需要公民的行动和当政者的政治智慧，唯此方能形成良性的制度演进；非此，只能流血冲突，与革命、与动乱无异。这次是一个人的抗争，而规则混乱、重建无望后的社会就如黑暗中的战场，互相胡乱厮杀。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的死亡与多数的牺牲和死亡无异，只不过是数字的多少罢了，如果我们不能从已经流血的事件中吸取教训，那么流血只会更多。在生命面前，一个人的生命与无数人的生命的等价的，因为生命本身都是无价的，都是无穷大的，无穷大的n次方仍然是无穷大。

　　站在人性的角度看，城管和小贩都是无辜的，他们都不过是吃人制度下的一个棋子，他们都在努力追求自己更好的生活，他们谁也不希望自己碰到对方而双双变为鬼魂。我们其实每个人寄存于这个合法、非法，常态或者变态的体制，从中吸取资源或者反叛体制，我们任何人生活其中，只有每个公民的行动去改变，并通过与当政者的良性互动，才可能带了社会的渐进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