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惊恐录”：四位小商贩的进城之路

    在城市里，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群：他们挑着一担水果从大街走到小巷、从小巷走到大街；他们推着一筐蔬菜在居民区叫卖；他们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又左右顾盼；他们一看到穿制服的城管、一看到城管的车，就做鸟兽散……他们就是小商贩。

    他们为何游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沿街叫卖？他们在为城市提供着便利，为何又常常惊慌失措？他们的生存状怎样？

    记者日前在太原、南昌走访了一些小商贩，与他们聊起了生活、聊起了城市，他们说，迫于生活的压力才走街窜巷、沿街叫卖，而部分地区城管人员粗暴执法不仅断了他们的生路，也伤了他们的心。他们期望城市的包容，也盼望城市能腾出一个供他们生存的空间。

在南昌街头卖水果的小商贩

    “费用太高，我们进不起市场”

    中午１２点左右，在南昌市居民较集中的建德观街，来自南昌市扬子洲乡的农妇张根香正推着一辆旧自行车站在街边，自行车后座上担着一对钢筋焊接的筐子。她一大早就从家里骑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市内，贩了两筐柚子来卖，现在柚子已所剩无几了。

    张根香说，平时她也经常到市里卖自己种的菜，有时也到市场上批发水果沿街叫卖。记者刚一提起城管的话题，张根香便敏感地左右张望，还不时的自言自语：“现在是中午，城管应该不会来吧？”

    “我们是菜农，一亩地菜成本要好几百元呢，在地头卖价钱太低，３元一筐、５元一担，连本都收不回来。所以就想到街上卖。我们的菜新鲜、价格便宜，市场里面卖１元两把的菜，我们往往卖１元４把、５把。”

    当记者问为什么不进菜市场时，张根香说：“我们也想进场卖，可是，我们进不起场啊！现在菜市场都是私人搞的，管理很乱，摊位费至少也二、三十元。我们不给，他们就叫我们滚，一担菜都卖不到３０块钱！”张根香告诉记者，即使在街上，一天能赚个二三十元就不错了，一月下来，最多也就七八百，还得好天气，起早搭黑，天天出得来，更重要的是没被城管“端”。

    “干起这行也是迫于无奈啊！”说起家里的状况，张根香泪水从眼角滑落。“三年前，一场大火，把家烧空了。两个小孩要上学，大的上高中还差分，很想让他复习再考，但考虑到家里条件，没有让他再读。我没用，对不起他。”张根香抹抹眼泪哽咽着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小商贩大多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但高额的进场费或者店铺费让他们不得不游走于大街小巷。在太原市坞城路街角，一位卖菜农民告诉记者：他是来自榆次的农民，自己种菜自己卖，供孩子上大学；现在城里基本都不让卖，他只好趁中午或黄昏时候在稍偏的地方卖一点。“我们这小本生意哪租得起店铺，十多平米的小店租金就得一千多块，再加上这个费、那个税的，挣下的钱还不够交呢！”

“抢”了东西不给收据　那不是“和土匪一样”？

    在南昌市，不少商贩反映城管执法野蛮，“抢”了东西不开收据凭证。经常在南昌市建德观街附近的小商贩李老汉，今年５８岁，从粮食局下岗８年了，妻子一直没工作，全家就靠他推个自行车卖点针头线脑这类的小日用品过活。

李老汉告诉记者，记忆中他被城管“端”（连货带车全部收缴）过９次。“以前的城管也经常来抢东西，电池啊、线团啊、扣子啊，见什么抓什么。现在城管更狠，连货带车全锅端。”李说，最气愤地是，城管从来不登记，也不给收条。他还曾多次到城管大队去交涉，想交点罚款把东西换回来，但“他们根本不理睬我，没有熟人是拿不回东西的。”

经常进城卖菜的南昌菜农王小根说：“城管好狠好狡猾，他们往往把执法车停在小街巷里，穿便装就下车检查了，一发现我们就猛扑过来，简直就是土匪！前几天我刚批发了一担柚子来到街边卖，一不留神，城管就扑过来就给‘端’了。一个月要被端两回的话，这个月就算白干。”
    南昌一些商贩和市民反应，执法局的人经常把收缴来的东西内部瓜分，不值钱的扔掉或者送福利院，而且收缴小商贩的东西也不开单据。王小根说，前几天我连车带货都被拿走了，也没给收据，自己后来就到执法局去，说情愿交１００块罚款，可人家不搭理。

    王小根说，更气愤地是，在附近内的一条小巷里，有人看到一个老头经常把各处缴来的筐摆出来卖，据说这个老头是执法队员的一个亲戚。王小根最近就从老头那儿花了５０元买回来个铁筐。“城管这样执法，不是在牟取私利吗。”

    记者就暂扣商贩物品的情况采访了南昌市执法局东湖分局。一位中队长告诉记者，按照规定，暂扣商贩的物品必须开“暂扣单”，但在实际中很难操作，因为暂扣发生时，商贩拖住不让拿，围观群众起哄，如果执法人员动作不快，撤出来都困难。罗松说，有时候他们会先把东西扣回去，等货主到执法局，再给他们开单子，有些不值钱的东西比如板凳、小椅子之类的东西就销毁了，不存在归还的问题。

小商贩呼唤：城市更包容些 管理更文明些

    一边是生存需要，一边是城市管理，穿行于大街小巷的游商小贩每天都在与城管人员玩“猫鼠游戏”。小商贩们呼吁，城管要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他们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城市能对他们包容一些。

    来自甘肃省定西县的农民后军，因为南昌市开展的“创建卫生城市”活动，不得不在家歇了近１０天。１０月２３，他又带着两个孩子重操旧业，推起自行车在一个地下通道卖起了爆米花。记者注意到，两个小男孩在一旁各自玩耍，大的８岁，小的６岁。后军告诉记者：“家里父母亲都是残疾人，我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南昌，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但是，城管经常光顾，到南昌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就有三个煤气罐、１２个高压锅被城管拿走了；老人需要养活、孩子还得上学，但怎么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后军告诉记者，今年已８岁的大儿子至今还没有上小学，而同龄孩子这个时候已是二年级了。

    记者在采访后军的近半个小时里，１元１包的爆米花无一人购买，后军说，一天能卖３０包就不错了，除了开销所剩无几。而他现在一家四口只生活在８平方米的小房里，租金每月１００元。后军说：“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为什么城市就不能给我们一点生存的空间？”

    小商贩们反映，自己卖的东西有人买，说明城市居民需要。张根香说：“建设部副部长在报纸上都说过要对小商贩宽容些，为什么到了下面就那么粗暴？”

    采访发现，导致城市管理暴力冲突事件频频发生的因素来自多方面，但一线执法人员素质较低、态度蛮横、不能依法管理是重要原因。记者在南昌市和太原市采访发现，执法队伍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执法效果。太原市的游商小贩普遍反映城管执法人员的形象比以前好了，执法行为规范了。在文源巷卖水果的贾小军说，前几年城管一来就抢东西，现在文明多了。“有时候我们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执法的过来说一下我们走了就行了，如果多次被发现，东西就要被扣走了，不过凭“暂扣单”去交了罚款，写了保证书，还可以拿回来。”

    和谐城市应照顾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

    采访中一些专家表示，要理顺城市管理的问题，首先要从城市建设的源头——城市规划方面来考虑。江西财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匡小平认为，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必然加快，大量的农民进城也是必然趋势。而我国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和管理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在城乡关系问题上，不少地方仍然只注重强调城市规模、面积、人口，对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的社会保障、教育等问题缺少人文关怀，没有考虑城市化质量、就业岗位及社会和谐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城市功能上，受过去传统思维的影响，把重点放在经济性和政治性上面，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管理。匡小平认为，我国的城市规划应立足国情，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不能只考虑政府领导的面子和所谓“城市形象”，也要兼顾到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低收入困难群众的感受。

    山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潘云认为，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种不同人群的收入结构，特别是要对低收入困难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比如在低收入群体集中的地区，政府可考虑投资修建一些低租金或免租金的菜市场，一方面解决农民工以及其他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问题，同时让普通市民能吃上便宜菜。潘云说，现在农贸市场的建设大都是市场化运作，投资方建好农贸市场后，急于收回投资，导致摊位费收费高，小贩和菜农们根本租不起。应由政府投资兴建摊位费较低的综合农贸市场，摊位费由物价部门核定，以确保小贩能进得起，呆得住。 一些执法人员建议，可以考虑在城市中的特殊区段建立“露水市场”、“跳蚤市场”，有关部门规范经营行为既可。

    采访中，不少专家建议，解决城管执法难，不能光靠武装城管执法人员，作为政府部门应注意解决被管理者的生存问题。在政府没有能力管的时候，不能因为追求城市环境好，就切断老百姓的生路。在城市管理与百姓生存的抉择中，应首先考虑老百姓的生存，这既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在完善法律法规、做好城市规划的基础上，必须尽快提高城管执法人员的个人素质和执法水平，并加强对城管执法过程的监督。江西财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匡小平认为，目前有关部门对行政执法处罚权的制约不够，在执法过程、案件审批、处罚实施、廉洁执法、规范执法等方面的检查监督也不到位，导致执法扰民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匡小平认为，应建立城市管理效果的监督评估机制，把文明执法作为城市管理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有专家提出，要从根本上提高城管队伍整体素质，必须严把入口关，公开招聘德才兼备的大学毕业生。而且必须经过专门的城管法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同时，要加强现有人员的培训考核，清除那些经教育培训仍不能很好履行职责、长期败坏执法队伍形象的不合格执法人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