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塔·锡克:布拉格之风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发生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冷战时代最震撼人心的一个篇章。说起捷克斯洛伐克，很多人熟悉米兰·昆德拉，曾经一度时髦的“媚俗”一词，便译自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人们也会知道哈维尔，他是斯大林体制之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剧作家和异议人士。然而，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还有一位对“布拉格之春”、对经济改革有着杰出贡献的，被称作捷克“经济改革之父”的奥塔·锡克。

　　就是这个锡克，在刘国光先生的邀请下，于1981年来到中国，牵动和影响了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首脑。无独有偶，如同布鲁斯一样，奥塔·锡克也是一位流亡者，任教于瑞士圣·加伦经济社会大学。3月19日至4月8日，奥塔·锡克在北京、上海、苏州作了7场学术报告，人们对他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负责接待，吴敬琏先生全程陪同。中国政府领导人格外看重他曾经指导过的捷克经济改革的实际经验。

　　奥塔·锡克，1919年出生，早年学艺术，后来是革命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二战期间，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二战后，参与《资本论》翻译，笃信苏联模式。自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陷入困难之后，他开始怀疑、思考和批判传统的经济体制。1962年，锡克任捷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63-1968年任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1964年1月，媒体上公布了他主持制定的改革方案《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新体制的原则草案》；1966年又公布了 《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计划不再是物资分配的计划，要适应市场的需要；改革企业组织结构，把384个生产经济单位合并为90个完全独立的生产经济组织；将单一的固定价格改为固定价格、限制价格和自由价格三种。先改批发价格，再改零售价格；改革工资制度。1968年4月，锡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经济改革方案，成为捷共中央《行动纲领》的一部分。纲领宣布，要创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模式”，“再也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要保证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捷克人民为此欢欣鼓舞，举行各种集会讨论国家事物，呈现出一派“布拉格之春”的景象。锡克宣称，如果推行他的政策，四年内，捷克斯洛伐克将达到邻国奥地利的水平。

　　这个充满了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春天被四个月后的苏联入侵（1968年8月）摧毁，代之以漫长的严寒。其时，锡克正在南斯拉夫度假，新闻媒体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最反动的修正主义右派。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开除党籍，剥夺国籍。1970年，锡克流亡瑞士。而在莫斯科，一本名为《从修正主义到背叛：对锡克经济观点的批判》的书出版了。

　　离开了祖国的锡克，继续思考和著述，《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1969年)、《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1971年)、《第三条道路》(1972年)、《共产主义政权体系》（1976）等著述，揭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寻求在西方自由市场和苏联模式的命令经济中的第三条道路。

　　在锡克到北京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与东欧问题研究所的杂志《苏东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上，介绍了《共产主义政权体系》一书。锡克认为，苏联和东欧“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党的官僚”和“国家垄断”体制。这比中国当时的思想者走得要远得多。我的一位匈牙利科学院朋友玛丽亚后来把这种体制概括为“党国体制”。

　　计划价格体制是计划经济的支柱。改革计划经济，用市场价格体系替代计划价格，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课题，是改革要真正面对的攻坚战。奥塔·锡克向中国朋友介绍了他的主张，提出可以效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即1967年的全面调整价格，1968年全面放开价格，先调后放，建立自由价格制度。吴敬琏说：“这使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接触到一些真正改革实务层面的东西了”。每一次锡克讲学之后，吴敬琏和中央编译局的荣敬本都做出一份一千字的简报，送给社科院院长马洪、于光远和其他领导。

　　据吴敬琏回忆，马洪再将这些简报上送国务院总理。国务院领导人非常重视，曾做过三点指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聘奥塔·锡克为顾问；第二，请奥塔·锡克以后每年到中国来一次，给中国的改革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三，组织一次他与中国经济改革领导干部的座谈，经济领导部门要参加。对于第一条，社会科学院有的领导提出来，请外国人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问,没有过先例,似乎不妥，没有照办；第二条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和奥塔·锡克商定以后每年来一次。但是由于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个口头协议也没有执行；第三条，则是在奥塔·锡克访问的最后一天，组织了领导部门的一些领导和他座谈，薛暮桥、廖季立、马洪、白美清等都参加了。

　　座谈会上，奥塔·锡克特别强调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具体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先调后放”的做法，薛暮桥提出，价格改革是很难计算的，因为它们之间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奥塔·锡克说，可以用投入产出表，经过多次叠代算出各种产品的生产价格或资金、劳动“双渠价格”。这套价格当然不会很准确地反映市场价格的程度，但是比较接近。再根据计算出来的价格作一次全面调整，就可以保证第二年放开时震动比较小。白美清向国务院领导人汇报后不久，国务院决定建立价格问题研究中心，由薛暮桥、马洪负责，聘请锡克推荐的捷克专家介绍当年他们如何计算影子价格的经验，研究制定调整价格和进一步放开价格改革的方案。与此同时，国务院秘书局通知社科院，要求他们将奥塔·锡克在座谈会上提到的参加1967年价格调整计算工作的专家请到中国来讲学。当吴敬琏等工作人员接到这个通知时，奥塔·锡克已经离开了中国。于是，他们马上拍电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请使馆人员和奥塔·锡克商量。后来奥塔·锡克推荐的两位专家到中国来开讲习班，培训物价改革人员。

　　锡克的到访着实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热潮。这使刘国光深受鼓舞，他觉得像锡克这样有经验有理论的人还很多，可以再请其他人来。锡克离开中国后，他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写了一封信，附寄了他的新作《社会主义的计划及其发展》，其中总结了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并表示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所帮助。1982年，几本锡克的著作翻译出版：《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然而，这时的中国，计划经济思想回潮，主张商品经济的学者受到排斥和批评。锡克也被整了“黑材料”。

　　1982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奥塔·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改革理论”。荣敬本做过考证，这种言论其实来自苏联，为了反对东欧改革，苏联出版了不少书籍，批判市场化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其目的是反苏、反共产党。它依据的是锡克同西德《经济周报》编辑的谈话。锡克说，“我深信，经济制度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政治条件”，“那些只靠无产阶级专政过日子的人们担心，每一点自由化和以企业自主为方向以及以市场标准为目标的经济制度的改变，都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地位。如果真要让一项改革起作用，就必须停止党对经济的强制命令”。

　　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锡克才再一次投身于捷克的公共生活。然而，他的第三条道路和那时捷克领导人追求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合拍了。锡克向当局发出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危险，也没有得到重视。作为哈维尔总统的经济顾问，由于他们的观点有分歧，锡克又返回了瑞士。新的问题又摆在他的面前：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以后，改革的问题不复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国家道路？1991年，锡克出版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正在改变内含的社会主义》一书。从市场社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锡克走向将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联系起来。2004年，锡克故去。

　　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阳光灿烂的思想解放时期。那时的波兰拒绝布鲁斯，捷克拒绝奥塔·锡克，中国却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表现出求贤若渴、力图改革的历史勇气。在锡克走后的十余年，他的书继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经济-利益-政治》（1984年）、《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1989年）、《争取人道的经济民主》（1989年）、《经济体制比较、理论、批评》（1993年）。对于这位经济改革的拓荒者和实践者的倾听和接纳，尊重他的历史作用和观点，也是对中国改革历史过程的一种尊敬。可惜，今天我们少有经济学家像锡克这样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系统地研究和探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后的历史走向。而我们的现实和未来是多么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