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导向路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地方都在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后危机时代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路径会不会改变，成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

　　在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东部县级市，当地政府也觉得非常困惑，如果按照过去这些年的发展速度，当地未来很可能成为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但这么多的人口从哪来？这就涉及到对中国未来区域经济格局的判断，而这又与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路径是否会持续有关。对此，我们的判断是，中长期内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路径不会改变，这部分源于中国的人口结构，部分缘于国内消费的刚性。虽然内需可能会有所增长，但消费在短时间内仍然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投资的高增长亦不可持续，这使得在危机过后，出口会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中国城市发展滞后于工业化，使得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这保证了在长期内，中国低价优质的劳动力依然会是一个主要竞争力。

　　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需求不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制约，而出口的增长在需求的增长中又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2008年11月至今年6月，我国出口连续8个月负增长，当外需遇挫，投资又不可持续时，扩大内需之声四起。然而现实的情况则令许多出口企业陷入尴尬的境地，当把目标市场从国外转向国内时，企业突然感觉，原来国内市场的生意远不如国际市场好做，内需之策也仅仅是个短暂的考虑。当我们重新冷静下来思考，却发现中国经济有点“船大难掉头”了，内需与外需之间的矛盾，是伴随着以往快速的增长而出现的，内需提高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将仍要寻求内需以外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就只能是出口。

　　首先，中国依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目前大概有1.3至1.5亿的外出做工的农民工，除了这些人需要正式向城市居民转化外，农村仍有大约1.6亿左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2亿左右工作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他们也需要进入城市工业，提升其生产率。所以，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不会大幅度上升。与此同时，在投资推动下，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并且快于劳动成本上升的局面还将维持，从而保持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即使出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只会逐渐弥合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上升趋势间的差距，而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低价优质的优势。

　　其次，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影响消费的是长期的持久收入，即一个人一生的总收入，而这是短期内不会改变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政府在养老、医疗等方面投入偏少，个人需要依靠储蓄来预防未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因而国内需求在短期内难以很快提高。儒家的节俭文化，要求勤俭持家，所以整体上消费也难以增加。以上这些都说明一个共同的现象，目前中国的GDP中消费比重很低，而消费恰是构成GDP的四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中最重要的部分，鉴于消费自身的特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今后一段时间内也很难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

　　第三，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较大，严重制约消费的增长。收入差距的另一个表现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简称“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非常显著，特别是2003年以后，降幅更大。现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仅40%左右，从国际比较来看，已落到了劳动收入占比最低的国家之列。国际惯例是，自我雇用者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应该计入资本所得，而中国在2004年前把自我雇用的收入全部计入劳动所得，因此，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实际还是高估的。收入差距大意味着大量的财富集聚在富人手里，而富人的消费倾向是比较低的，穷人相比之下消费倾向高，但是缺钱，这就造成了总体上消费偏低。

　　这次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然而分析200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状况，劳动密集型商品优势依然突出，企业竞争力和国际市场份额基本稳定。从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看，像服装、鞋类等传统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降幅不大，而劳动含量稍低的机电和电器类产品的出口萎缩非常明显。

　　世界上的每个工业强国，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无一不经过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66.3%，远远超过美、日等经济大国，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的确应该降下来，但这只是说，出口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应下降，而非指绝对数。中国需要大力提振内需，特别是需要通过控制收入差距、改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等手段来让老百姓更多消费。中国也需要让劳动者更多地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成果，以此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这些调整都不是在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良好的愿望不能取代经济规律，否则就可能受到惩罚。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还是离不开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只要这个路径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活动和人口进一步向靠近港口的东部城市集聚的趋势就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笔者因此认定，这些规律应该用来指导中国各地的产业发展和全国经济的区域布局。（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