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凭什么歧视小商小贩？

           这个国家每天都传来城管打人的消息，偶尔也会有小商小贩们被逼急了起来抗争。但太多的事件被淹没了，只有个别极端的故事被人们记住。是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叫崔英杰的小伙子，一个身材壮实的复员军人，用一把尖刀刺死了城管队长；我当然也记得最近被曝光的城管文件，原来他们打人是有技术训练的，可以做到打脸不见血，打人不伤命。有一天早上，我拉开窗帘，看见一个踩三轮车的人在马路上疯跑，他的车上堆着的西红柿一路滚落，弄得马路上到处都是。而他的后面，就有穿着黑不黑，蓝不蓝衣服的城管队员猛烈追赶。此情此景，我能说一些什么呢？我们都需要活下去，那些小商小贩也需要活下去，他们一无所有，可能买三轮车的钱都是借来的，没有人过问他们的生计，事实上他们可能除了做点小生意，几乎不会做别的。我想起前些年读过的一本书，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里面提到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群”，就有点类似于今天中国的农民工，类似中国各大城市里穿街走巷的小商小贩。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忽略这样的人群，是可耻的，而驱赶他们，几乎就是一种人口歧视，是一种犯罪。
                                                 
            小心误读索托
            
            关于索托和他的《另一条道路》[1]，刘苏里先生在一篇简短的书评中如此写道：“《另一条道路》直接针对大学教授古兹曼领导的‘光辉道路’……德·索托用晓白甚至浅显得谁都能听懂的叙述，告诉秘鲁人民，‘光辉道路’之外另有一条道路，于改善生活状况踏实、有效、理性、自由而充满创造的快乐，用不着拿着枪炮去杀人越货就能过上满意的日子。”[2]这样的表述容易让读者以为《另一条道路》主要是写“另一条道路”与“光辉道路”之间的较量，以为这本书只是一本专门劝谕老百姓放弃暴力，好好过日子的道德读本。
            出现这样的解读，情有可原。华夏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的《另一条道路》，书前有一篇索托亲自写下的长篇序言，主要内容就是讲述索托率领的自由与民主学会和古兹曼领导的“光辉道路”之间的斗争。如果仅仅阅读这篇序言，引起误读在所难免。这篇序言的写作时间是2002年5月。《另一条道路》的初版时间为1986年。这意味着，原版，以及之后企鹅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都是没有这篇序言的。如此，我们可以认为，索托1986年出版这本伟大的著作，其用意肯定不是为了形成对光辉道路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制衡，而日后引起光辉道路的仇恨，并由此消解掉这个恐怖组织的力量，则只是《另一条道路》的某一个意外的收获。
            事实上，索托自己交待得很明白：“自由与民主学会的初衷，并不是对付那些恐怖分子，我们的目的，是想让大多数秘鲁人享受到新的法制带来的好处，而在过去，秘鲁的法制和政策，一直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严重扼制了国家经济的发展。”[3]《财富》杂志显然读懂了这本书，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人像索托这样，能够借助于大量的实证研究，对非法经济领域（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法经济）做出了极为深入而细致的探索，与此同时，他怀着极大的热情，预测了这一经济领域的未来走向，进而为解决贫穷问题提供了相当有益的指导。[4]《经济学家》杂志站在专业的层面，对《另一条道路》进行了相当准确的介绍：“这部令人着迷的书详细描述了穷人怎样组织起来去抢占土地，怎样努力地使他们建起的房屋合法化，最原始的土地登记是如何完成的，非正规交通运输体系是怎样策划和实施的，以及商贩如何在街道上划定摊位，确立所有权，并最终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5]
            相比之下，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神学家米歇尔·诺瓦克对《另一条道路》的解读非常靠近刘苏里，布热津斯基认为此书“引发了各界对于‘革命’方案的讨论热潮”[6]。诺瓦克则认为索托站在穷人的立场，对于左翼派别和右翼派别的精英分子，一并进行了尖锐和犀利的批评。这样的相同之处饶有趣味，读者的社会地位、经济态势和工作性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对《另一条道路》的理解，这正好印证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不过，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一方面正好反映出《另一条道路》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程度，很有可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想象。
            仔细读整本书，我愿意将《另一条道路》理解成一部结构非常简单，但实证非常严密的穷人经济学著作，理解成一部为非正规经济鼓与呼的维权书，一部写给国家管理者的政治、经济建议书。我甚至认为索托的工作与阿玛蒂亚·森的工作有某种类似之处，他们都在自由、权利的层面展开经济学思考，也许不同之处在于，森的学院气质更丰富，而索托一直处在市场第一线，他是一名卓越的田野调查大师，在人潮拥挤的街道上，找到了最真实的信息，并拿出了可操作性的大好方案。
            
            索托的忠告
            
            索托研究的非正规经济，以及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群，与当下中国城市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现象极为类似。我们看到，索托列举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并以横向和纵向调查为基础进行分析，给法学家、立法者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明智的忠告。粗略读来，至少我们可以在4个向度上切身体会到索托忠告对当前中国问题的现实意义：
            其一，索托忠告，非正规经济从业人群正在努力地把自己转变成有产阶级，正处在重要的创业阶段。如同索托笔下的秘鲁一样，今日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工，在人数上可能已经占到了城市人口的一半，而绝不再仅仅是城市经济的过客，他们类似于18、19世纪自给自足的北美开拓者，而不是生活在古兹曼蒙昧统治下始终面临生命威胁的流浪汉。如同当年的秘鲁非正规经济人群一样，中国农民工也有着自己的创业权利，发展权利，尽管在眼下，他们看见警察会下意识的躲起来，看见城管，会拉着自己破败的小货车飞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会在权利的层面找到我们的立法者，找我们的政府讨个说法。
            其二，索托忠告，非正规创业者的头号敌人，是现存的法律和制度，这种陈旧的制度体系将他们排斥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索托曾经做过翔实的调查，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在秘鲁，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需要13年的时间才能克服法律和行政方面的种种限制，建立起一个食品零售市场，使流动商贩们摆脱沿街叫卖的局面；需要花上21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授权，在荒地上建起一个合法的、有产权的房屋；需要26个月的时间，才能得到授权，开通一条新的公交线路；需要一年的时间，而且每天奔波6小时，才能得到许可，使一台缝纫机用于商业经营目的。中国国内有没有学者或者是政府机构从事索托这样具体的调查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既然读了《另一条道路》，就应该问一问：究竟有多少政府部门在为中国农民工提供服务？究竟有哪些法律条款明确保护中国农民工的权益？一个中国农民工在城市里能找到什么性质的工作？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拥有自己的生意？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城市里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中国农民工为什么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邮寄回老家而不敢在城市里投资？为什么每年春节要拼了命的往老家跑春节过完以后又拼了命的往城里跑？难道他们不知道旅途的辛苦，不懂得差旅费的昂贵，不知道成本的核算？
            第三，索托忠告，在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社会划分的主线，并不是把创业者和工人阶层划分开来的水平线，也不是把农民和城市人口划分开来的水平线，不是处于社会上层，拥有财富、占有剩余价值的人，与处在底层、靠微薄的工资生活的人截然对立的界线，就当下来看，社会的划分方式是一条垂直线，这条线的右边，是政治家、官僚阶级和商人，他们最大限度地享受着政府提供的一切资源和福利，而这条线的左边，就是非正规经济创造者，他们与国家资源和福利无缘，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国家资源和福利的权利。索托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还原每个人的权利，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课题。除非你把这些暂时没有权利的人群赶到某个封闭之地，或者赶到另外一个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家里去，否则，总有一天，他们就会伸手要权利。
            第四，索托忠告，必须警惕重商主义制度的危害。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流行一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认为只有金银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只有外贸出超和顺差，才能使更多的金银流入本国。正是这种看似宏伟、正确的经济制度，造成了对大多数人的经济压迫。这是一个典型的制度陷阱，其方法我们非常熟悉，就是通过法律或者政策以及资助、税收、特许权的方式，对商品生产、供需实行垄断制度。这种垄断带来的后果，就是产生一堵合法的商业壁垒，把穷人隔绝在外。重商主义是一种政治化和官僚主义化的制度，在此制度背景下，具有特权的国有企业，具有国家资源背景的私人公司，掌握绝对的操控权。重商主义在欧洲曾经红极一时，亚当·斯密曾经坚决反对这种制度，但在21世纪的拉丁美洲，在秘鲁，在亚洲相当多的国家，却仍然是国家主导型的经济体系，政府和他旗下的关联企业成为推动经济运行的绝对力量，而那些非正规经济人群，那些像蚂蚁一样迁徙的农民工，似乎只是这个经济体的负担。
            
            必要的演绎
            
            《另一条道路》的主题竟然是如此明显，它只是想揭示穷人怎样把自己变成新兴的创业者阶层，他们出于他们的原因，通过某种低成本的方式，重新安置自己的命运，宁可游离于国家的法律体系之外，不指望这个国家提供任何福利，只是想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双手，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
            2007年的9月，北京无业人员崔英杰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7]。这个可怜的中国年轻人像极了索托笔下的非正规经济从业者。他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这个时候他的选择有两种，要么当个农民，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讨个老婆，生儿育女；要么到城市里去寻找机会，闯一片天地。事实上这个时候崔英杰只能选择后者，那么多人都到城市里去了，他本来就见过世面，有技术，身体好，没有固守在乡下的道理。到了诺大的北京，崔英杰似乎也有几种选择：去体制内的机构谋一份差事，有固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但他没有北京户口，没有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档案资料，更没有关系，简单的说，他没有走通这条路的权力；自己投资做生意，他没有本钱；去某家公司找份工作，甚至去找一份白领性质的工作，这当然不错，但崔英杰显然文化底蕴不够，学历不够；这个时候，良好的身体条件让他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可惜工资太低，他甚至养不活自己。因此，这个时候他选择了白天当保安，晚上去卖烤羊肉串的生存模式。
            也就是这个选择，让他直接与这座城市的法制体系形成了面对面的冲突。
               
            索托的《另一条道路》为我们解读崔英杰事件提供了最好的经济学模型：第一，崔英杰是典型的非正规经济人群，他的烤羊肉串小摊违背了北京市的城市管理条例；第二，崔英杰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转变成有产阶级，他只是一个创业者，他应该拥有在这座城市里自由创业的一切权利；第三，崔英杰最大的敌人，显然不是那位被他杀死的李姓城管副队长，崔的敌人，是这座城市的市容管理条例，是法律；第四，社会的分野把崔英杰强行划分到了无资源、无福利的穷人阶层，这种划分是与生俱来的，短时期内我们还看不到这种现状有所缓解的迹象；第五，国家的重商主义倾向强化了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间接剥夺了崔英杰的部分创业机会，并减少了崔英杰们的收入水平。
               
            如此局面下，崔英杰的悲剧似乎就是一个必然。也就是在这里，《另一条道路》的价值才得到前所未有的凸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为了自己，也为后代谋求安定而繁荣的生活。那些宛如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穷人，背井离乡，向着城市进发，他们选择的道路是市场化的、自主性的，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立法者，我们是站在国家重商主义的角度，站在利益集团的角度，去拒绝崔英杰们的来临，还是张开双臂，去为他们改良或者创造出合适的法律体系和经济体制，并最终实现他们的愿望呢？
               
            现实总是比理论残酷，一个同样无辜的人被崔英杰杀害，那些对崔英杰的生存需要、致富渴望视而不见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似乎还没有认真反省。索托说得好，这是一种不作为，是一种失职。当这样的失职成为一种集体现象，恐怖主义之门就会打开，我们天天念叨的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也许就只能是南柯一梦。

            [1] 《另一条道路：一位经济学家对法学家、立法者和政府的明智忠告》：（秘）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著，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2月。
            [2]  参见刘苏里的书评文章《绕不过去的德·索托》。
            [3] 《另一条道路：一位经济学家对法学家、立法者和政府的明智忠告》，序言。
            [4] 参见《另一条道路：一位经济学家对法学家、立法者和政府的明智忠告》中评论语。
            [5] 同上。
            [6] 同上。
            [7] 2006年8月11日17时许，崔英杰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号桥东南侧路边无照摆摊，经营烤肠食品时，被海淀城管大队的执法人员查处，崔英杰对此不满，以持刀威胁的手段抗拒执法，当执法人员将崔英杰经营烤肠用的三轮车扣押并装上执法车时，崔英杰进行阻拦，后持刀猛刺李志强颈部一刀，致刀柄折断。李志强因被伤及右侧头臂静脉及右肺上叶，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