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额信贷”到“生计金融”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没有颁给国际政治、外交上的头面人物，而是将桂冠授予在孟加拉国创办“小额信贷”的经济学者尤努斯（Mohammed Yunus）和他一手培植的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其意义十分重大。这证明西方的主流价值里，已经将贫富差距的问题提升到核心的位置，“扶贫”工作已是刻不容缓。尤努斯在一百九十一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评选说明是这样的：“若是无法让众多的人们脱离贫穷的处境，那么，要获得持久的和平根本就不可能。”在恐怖主义让西方国家风声鹤唳的今日，他们终于认定，贫困是暴力与愤怒的因子。

尤努斯今年六十六岁，他于一九七四年放弃在美国的经济学教职，回到祖国孟加拉国，当时孟加拉国正面临严重的饥荒。他在大学任教并常带领学生下乡调访。有一回，在一个叫做乔柏拉（Jobra）的小村子里，他遇见一位以编制竹椅凳维生的女性苏菲亚（Sufia Begum）。苏菲亚家贫如洗，必须借钱购买编竹工具，却也因此受到债主的重利剥削，劳力所得几乎全部进入债主的口袋。尤努斯认为这样的现象极不合理，于是他要求学生在村内进一步查访，结果发现有四十二位与苏菲亚同样的案例，而他们所借贷的款项，若以美金核计，总共也不过二十七美元。尤努斯于是自掏腰包，拿出二十七美元借给村人，让他们还清债务并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他意外的是：这些村民很快就有了盈余，并把钱还给了他。

尤努斯从此对穷人深具信心。他认为，穷人普遍有脱贫、翻身的意志，有素仆而坚定的诚信与尊严，只要适时提供他们必要的财务需求，这些即使是相当微薄的款项，对他们而言，就有可能成为翻身脱贫的杠杆。于是，他用个人的力量募集资金，成立了一个专门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银行。这种另类的金融机构刚开始屡屡遭到孟加拉国政府的刁难，直到一九八三年，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才正式获得官方的认可。迄今，乡村银行已有一千四百家分行，服务的范围超过五万个村落。自创办以来，乡村银行贷出的金额高达四十六亿九千万美元，还款率接近99%。

尤努斯在孟加拉国的成功经验不断往外扩展，目前已有四十几个国家正在推行这种微型金融的模式。在亚洲地区，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都已有为数不少的微型信贷业务机构。就全世界的范围而言，已有六千万以上的穷人使用过微型信贷。

当然，创立穷人的银行并由穷人来管理的概念，基本上并不新鲜。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多位社会主义先行者有过这样的念头，当时也的确成立了不少基层人民的合作社或互助机构。然而，对于一穷二白的人而言，要真正找到可以让他谋生营利的工具，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尤努斯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基本上还是相信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让一个世代的企业经营长才浮现出来。只不过，他指出：“西方世界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过度狭隘，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一个人要非常贪婪自私才能够出人头地。”因此，他认为，企业的经营不能沦为个人的金钱游戏，而应该更注重集体的、公共的福利，这一部分，是西方的教育体系所欠缺的。

尤努斯因此盼望在新世代中培养出利他主义的领导人，也极力说服西方的大学来共同完成他的意愿。果然，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已为他设计了相关的系列课程。

在尤努斯的努力之下，“小额信贷”已经成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等国际组织扶贫规划的主流。尤努斯的基金会位于纽约豪华地段，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不断涌入。小额信贷成为一种风潮，早在一九九七年的“小额信贷高峰会”上，大会就承诺要将贷款的服务普及到一亿个家庭，尤其是妇女。高峰会系由希拉里‧柯林顿主持，当时，他的丈夫还在美国总统的职位上。美国第一夫人带头推动小额信贷的全球化，其受重视的程度不言可喻。其实，也就在这一年，柯林顿本人已预言孟加拉国的这位“微小银行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尤努斯后来戴上的是和平奖的桂冠，他其实早在十年前就已是国际名流争相吹捧的对象。

为了鼓励并以小额信贷为基础的扶贫策略并扩大其规模，联合国特意将二○○五年订为“小额信贷年”。同年十一月，在曼谷一家顶级的饭店中举办了两天的研讨会，主题是“培力草根经济：为了成长与幸福的小额信贷”（Empowering the Grass-Roots Economy：Microfinance for Growth and Happiness）。这样十足主观与乐观的题目，证明国际主流社会早已为小额信贷业务戴上了桂冠。会场饭店房间每晚是两百五十美元，一个人一夜的住宿费就将近尤努斯贷出的第一笔款项的十倍。

那么，小额信贷真的可以做为根除贫穷的灵药仙丹吗？小额信贷果真可以让穷人翻身，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吗？

印度学者马哈建（Vijay Mahajan）投入小额信贷工作二十余年，他对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过度夸大小额信贷的功效有所保留。马哈建根据个人的实际观察，提出几点看法：

一、贷款是穷人最需要的金融服务吗？不！他指出，穷人最迫切需要的其实是保险和储蓄。

二、小额贷款是“微型产业”成功的保证吗？不！微型产业的创立和成功，小额贷款是远远不足的。

三、穷人真的希望创立自己的生产事业，成为自雇经营者吗？不！即使穷人对于摆摊设点等小小生产事业感到兴趣，他们也宁愿是拥有固定薪金之余的第二份工作。越是穷困的人，越是希望拥有稳定的工作、固定的薪水。

四、小额贷款主要是提供给位于贫穷线以下的穷人吗？不！事实上，小额信贷的客户，绝大部分是贫穷线以上的人，也是这些客户让办理小额信贷的机构得以长期维系。

五、办理小额信贷的机构最后可以达到财务的平衡？不！根据“扶贫咨询集团”（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的调查，只有1% 左右的小额贷款机构得以真正达到财务平衡的目标。也就是说，目前全世界约一万家经营信贷经营者当中，只有一百家有长期维系的基础。服务穷人和永续经营之间，其实很难两全。

马哈建也提到，虽然印度发展出全世界最庞大的小额贷款计划，有两千四百万妇女曾经申贷，但是，借贷金额平均约两千卢布（四十五美元），这样的金额要让一个家庭“脱贫”，谈何容易？他因此建议，如果真正要达到脱贫和发展经济的目的，要从小额信贷过渡到“生计金融”（livelihood finance）的思维，也就是说，整个脱贫计划应该是一个“包裹”，包括储蓄、短期和中期的借贷、保险（医疗险、谷物险、牲畜险等）、基础设施基金（电力、通讯、交通等）、加强与“人的发展”相关的投资（健康、基础教育、职训等）、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并开发农产品市场。

在“生计金融”的整体规画之下，脱贫的手段必须更多元、更有效，小额信贷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项目，不宜过度夸大其功能。尤其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把小额贷款视为救难脱贫的主要途径，反而忽略了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忽略了经济发展是必须依赖国家政策的整体规划。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花大钱、发大愿，无远弗届地支助、推广小额信贷，甚至在宣传上，称颂微额金融的普及是“借贷希望”、“借贷未来”，这反而让许多国家的政府利用民间组织的小额信贷服务，来做为当权者卸责怠惰的借口。以小额信贷的创始国孟加拉国为例，将近一亿五千万的人口当中，迄今依然有80% 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农民、工人被跨国企业和在地资本家剥削、欺凌的惨状，这二、三十年之间，不仅未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那么，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办理小额信贷的成绩，究竟要如何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