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1955年武汉市摊联会筹委会初探

摘  要：为加强摊贩的管理，1952年底开始武汉市各区成立了摊联会筹委会，它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基层组织，有一套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其成立后，在摊贩的治理改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55年下半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形势发展，各区筹委会完成了向摊联会的过渡。摊联会筹委会是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和及会费管理使用方面，影响深远。

关键词： 武汉市    社会主义改造    摊联会筹委会

摊贩，又称小商小贩，属零售商人的范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然而从以往的历史研究来看，对摊贩及其组织的研究还十分薄弱。[1]本文主要利用武汉市档案馆馆藏的有关摊贩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摊联会筹委会”）[2]的档案资料，对1952—1955年这一组织的有关情况略做探讨。

一、           摊联会筹委会成立的背景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刚刚由农村转到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管理城市的丰富经验，而走街串巷的摊贩管理起来更难，1952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摊贩的治理与改造亦提上日程。武汉市摊联会筹委会就成立于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武汉是中国中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历来摊贩众多，据1949年底的统计，全市共有摊贩40215人，汉口最多30683人，武昌其次6956人、汉阳2576人，其中固定摊贩21519人、挑贩（流动摊贩）18696人。 [1]经营种类繁多，涉及鱼类、肉类、蔬菜类、豆制品类、鸡鸭蛋类、杂货类、面食、香烟、修理、日用器具、米粮、百货等等。摊贩的经营，尤其是饮食类经营，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方便了居民日常生活。这也是摊贩行业能够久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但是摊贩经营也带来诸多问题，摊贩们常聚于闹市、街头，阻碍交通，影响市容；一些不法摊贩以次充好，严重影响市场秩序；此外，摊贩成分复杂，除大多数贫民、失业工人、妇女、老人、儿童以外，尚有不少是从流亡地主、散兵游勇、为逃避捐税而化整为零的坐商等转化而来，甚至还有掩藏的敌特分子。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就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早在1949年，武汉刚刚解放时就采取过治理措施，主要为整顿市场，让沿街摊贩到场内交易。1950年，为配合民主改革及镇压反革命运动，摊贩工作改由公安局领导，对摊贩进行思想教育，开展政治斗争工作，清除了一批潜藏在摊贩群体中的反动分子和危害治安的分子。

纵观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摊贩治理与整顿工作主要是登记合法摊贩、打击投机和清理无证摊贩。其效果明显，起到了整顿市场秩序，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在摊贩登记发证工作中，由于摊贩人数众多，情况复杂，工作部门还不能对摊贩存在问题深入调查、了解，政策过严，以致一些资本小、以摆摊养家糊口的摊贩没有铺保无法申请登记，无法营生引起摊贩不满。[2]摊贩治理与整顿工作迫切需要建立了解摊贩具体情况的基层组织，以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中共中央在1952年8月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也要求“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手工业者（除已参加同业公会或同业委员会者外）行商和摊贩一般地可不必建立全市性的联合组织，而分别组织到区工商联或区分会之下。在一区之内如果手工业者，行商或摊贩户数很多，也可以建立手工业者，行商或摊贩的联合会（摊贩也可以按市场建立联合会），并得按行业或按地区分编小组。” [3] 1952年底武汉市政府工商管理局[3]市场科召开会议指示所辖各区以区为单位成立摊联会筹委会作为工商联的团体会员，以加强对摊贩的管理。之后，经过短时间地筹划准备，12月24日江岸区首先成立了摊贩联合会筹委会。翌年，江汉、硚口、武昌、汉阳等区也相继成立摊联会筹委会。

摊联会筹委会一直延续到1955年，1955年的下半年，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武汉市各区摊联会筹委会召开了摊贩代表大会，颁布了摊联会组织章程，选举出新的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了摊联会，从而完成了摊联会筹委会向摊联会的过渡。

二、摊联会筹委会的组织制度

武汉市各区摊联会筹委会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由上而下的组织体制。筹委会由各区工商联领导，是各区工商联的团体会员。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实行会员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级会议负责制。会员代表大会每半年一次，是摊联会筹委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此会选举执行委员十到三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对外代表摊联会筹委会。在执行委员中又选举十到十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办理日常摊联会筹委会事务。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通常每月举行会议一次，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召开或者延期举行。

在执行委员中还要选出筹委会正、副主任委员主持筹委会日常工作，下设秘书室，设正、副秘书协助主任处理日常会务，同时设立总务、文书、卫生、宣教等专业小组。此外，在摊贩治理整顿中成立的以街区为单位的街头摊贩组织和以市场为单位的摊贩联合组也归摊联会筹委会管辖。其组织结构如下图：

   武汉市摊贩联合会筹委会组织系统图[4]

会员代表大会

执行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

                                          秘书室（正、副秘书）

                  专业组   街头摊贩组织   市场摊贩联合组

 

摊联会筹委会的委员、摊贩代表及大小组长由摊贩们自己选出。加入摊联会筹委会的摊贩称为“会员”，享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享有对会务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享有参与摊联会各项辅助和福利事业的权利。同时，会员有遵守摊联会会章、决议并缴纳会费等义务。可见，摊联会筹委会基本上是一个摊贩会员自治性质的基层组织。

筹委会会员的范围十分广泛。如硚口区摊联会筹委会组织章程中，明确指出“凡在本区内从事摊贩行业（街头市场及流动的）领有摊贩执照者均得参加本会为会员”；[4]江岸区筹委会的组织章程中，也拟定“凡在本区内正当经营之市场及街道固定与流动以领有营业证之摊贩均为本会会员”。[5]另外，武汉市政府在1955年1月颁布的《武汉市摊贩管理暂行办法》中，则明确规定“摊贩领得许可证后，必须参加该管区摊贩联合会，并按街道编入小组，遵守有关摊贩管理的各项规则”，[6]把登记摊贩纳入摊联会筹委会的管理范围，使其成为筹委会会员，这有利于加强对摊贩的管理。但政府的强制性规定，并没有充分考虑筹委会的实际情况和摊贩的意愿。产生了一些矛盾，也加大了摊贩管理的难度。

关于会费制度。要求筹委会会员必须按时缴纳会费，会费标准并没有统一规定，而是根据各区摊贩具体情况分为几个等级，大多定为二角、四角、六角、八角、一元这五个等级，也有定为其它标准的，如：硚口区为二、四、五、六、八角和一元，江汉区为三、四、六、八角和一元。[7]会费主要用作筹委会的办公用费（包括宣教费、清洁用具、水电费等）和职工的工资。

三、摊联会筹委会的主要活动

摊联会筹委会成立后，在摊贩的治理与改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摊联会筹委会成立之初，国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各区纷纷召开会议、张贴海报进行宣传，使会员及时了解到了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一些会员心存顾虑，情绪悲观，认为“农民可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手工业可走生产合作的道路，工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只有摊贩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无路可走”，“有的则对总路线漠不关心。”[8]针对这些问题，筹委会进行了宣传教育，坚定了会员对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信心。

    摊联会筹委会还积极动员摊贩参加了爱国卫生运动；在支援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中，各区摊联会动员会员积极捐资，还捐献“摊贩号”飞机一架；[9]在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时，筹委会召开了动员大会，保证了公债认购工作的按时完成；在1954年夏武汉市抗洪防汛斗争中，摊贩会员参加了堤防和抢险，会员们还及时供应衣服、草鞋、蔬菜、粮食等防汛物资，给了防洪斗争以有力支持。

    为配合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摊联会筹委会积极引导摊贩成立合营组、批购组等形式的摊贩联营组织，不同程度的把摊贩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此外，在历次的摊贩治理改造工作中，筹委会积极配合其他部门，进行摊贩登记发证、税收及检查工作。

除积极贯彻政府政策法令，加强摊贩管理外，为解决摊贩的实际困难，维护摊贩利益，摊联会筹委会还及时向上级组织反映工作中的问题。  

    在1955年进行的摊贩整理工作中，各区摊联会筹委会向人民委员会反映了会员在经营上出现的很多问题，“香烟摊贩反映搭配的冷门货太多了，会影响资金周转，如武汉关香烟很滞销，希望能少搭配些；水果摊贩反映，公司（国营零售公司）配售水果，商户多些，摊贩户少些，希望合理分配；零头布摊贩反映，集中营业不便利，因为布店花色多，顾客一般不到布摊上来买了，希望可以分散经营，可多卖些”。[10]菜贩们说，“流动菜贩日渐增多，有的流动菜贩，包围了菜市场，都摆满了浮摊，希望市供应合作社控制菜源，一律凭证购买，对流动菜贩不供给蔬菜，并希望加强管理，严格取缔流动摊贩”。[11]具体到各区问题更多，如硚口区摊联会筹委会反映，“汉正街自防汛以后，生意萧条，集中以后营业更加清淡”。[12]武昌区摊联会筹委会针对水果、鸡、鸭、鱼等行业分配不均的问题，反映，“本区有个省市鱼民生产合作社，直接在市场卖鱼，希望通过水产公司进行分配。”[13]

     摊联会筹委会对摊贩会员在经营上存在的困难和筹委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有利于这些问题的尽快解决，从而起到了联系政府和摊贩的桥梁作用。

四、摊联会筹委会的主要问题

摊联会筹委会是向摊联会过渡的筹备性组织，其内部的问题也很突出。

首先，从管理体制的角度看。摊联会筹委会由各区工商联领导，是各区工商联的团体会员，一个群众性组织。事实上，摊联会筹委会作为治理摊贩的基层组织，除受工商联领导之外，还受工商局下属工商科的监督，1953年，为适应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各区工商科专门指派工作人员作为职工（以下简称职工）来监督摊联会筹委会的工作，如摊贩的登记发证、缴纳税款及检查物价等事务。这些职工是作为筹委会的工作人员，按月从筹委会会费中领取工资，并享受筹委会福利待遇的。政府所属的工商科直接派职工参与摊联会筹委会的监督管理，这是一个重要变化，表明摊联会筹委会的政治色彩加强了。这种体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委员来自摊贩基层群体中，有利于政府及时了解摊贩的真实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同时，也将政府的管理与控制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加强了政府的控制力；自上而下委派的职工，保证了筹委会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将摊贩纳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既定轨道。

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摊联会筹委会实际上受到工商联和工商局的双重领导，内部组织关系很难理顺，并衍生一系列问题。

其中委员和职工之间的矛盾问题最为突出。委员和职工，就两者的地位来说，都是筹委会的工作人员，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却有明显的不平等。如“江岸区鄱阳街摊贩代表反映某某代表填发水果购买凭证时漏填了一个人，经发觉后立刻补上了，但是区摊整办公室要他写悔过书，他自己认为只是工作上的疏忽没有过失，当了代表是上传下达，一天到晚犯了这一点错误，却要写悔过书”。与此同时，“有一个职工同志把糖果购买证填错了，名字、人数都没有填，工商科也没有盖印，错了竟无所谓”。[14]作为上级领导机关来说，对筹委会摊贩代表要求严格，而对自己下派的职工却放任，这种不平等的对待显然不妥。就一般的摊贩户来说，“因为职工兼管理员，都单纯的存在怕职工的思想，而职工也认为：我们是干部不是职工了，我们是领导你们的”。[15]可见，在筹委会内部，职工的地位实际上比委员高，职工在心理上自然也有优越感。有时还会干涉委员的工作，据硚口区摊联会筹委会主任反映，有一次委员在利济街搞公债动员工作，摊联会职工跑来干涉，要委员去收会费。委员们心有怨气，消极怠工，甚至有一位委员因与职工关系不好，背着修钢笔的箱子到外地去了。[16]

其次，从人事制度看。自1952年底各区成立摊联会筹委会以来，职工人数不断发生变化,直接影响了筹委会的工作。如在菜市场摊贩社会主义改造中，一方面要建立新的菜贩合营组，另一方面亟待加强对现有组织的整顿和巩固，面对市场管理工作的日益繁重，由武汉市蔬菜供销合作社筹委会出面向市工商管理局调用摊联会筹委会职工50人。[17]委员方面，调动情况也普遍存在，有的委员调往其他部门工作，有的委员年老离退，有的委员转到别区，有的委员甚至从未到会。致使摊联会筹委会始终缺人，很多工作没法落实。

也有违反了组织原则的，如江岸区摊联会筹委会开委员会议，并非由主任委员主持，而是由工商科的干部召开，又如武昌区工商科一位干部参加摊联会就当了副主任。[18]

个别区摊联会筹委会职工情况复杂。以武昌区为例，武昌区摊联会筹委会有职工30人，其中共产党员1人，青年团员2人，进步力量极为薄弱，而伪军、宪、警人员有18人，地主、资本家各1人，且其中参加反动党团、复兴社、会道门、红帮等反动特务组织的就有9人，其中曾经公开管制的有2人，他们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凭借着私人关系介绍进来的，这些人不但历史和社会关系复杂，有的甚至坚持反动立场，有的还是贪污腐化、挪用公款分子，经群众举报检举贪污的就有8人。[19]这样的职工当然不能很好的代表摊贩的利益。

第三，从会费的管理使用看。虽然各区筹委会对缴纳会费的情况都有详细的规定，但是对会费的使用情况却没有严格的监察制度，筹委会的会计制度也十分混乱，“既没有预算计划，也没有决算报告，敞起开支，无限制报销，用钱时区政府派驻负责同志也批，摊联主委也批，且互不通气，甚至很多开支不经批示就拿钱”。[20]

此外,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筹委会的工作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筹委会的活动主要还是针对会员来进行的，就整个摊贩群体而言，因其人数众多，情况复杂，并没有全部登记发证，没有入会的也就没有纳入筹委会管理。

五、结语

武汉市摊联会筹委会是一个向摊联会过渡的筹备性组织，成立于社会主义改造初期，在1952—1955年摊贩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重要作用。筹委会把松散的摊贩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动员，引领他们参加爱国运动；宣传政策，积极引导摊贩成立合营组、批购组等形式的摊贩联营组织，不同程度的把摊贩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为摊贩解决实际困难，维护摊贩利益，缓解了摊贩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压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摊贩改造的顺利推进。

从组织体制来看，摊联会筹委会，既是工商联的领导下的团结摊贩群众的人民团体组织，又受各区工商科的监督管理。这种双重管理体制是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有利于实现既定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所以，正式的摊联会成立后，仍沿用这一管理体制，在《各区摊联会组织暂行通则》中，仍规定各区摊联会是工商联的团体会员，受各区工商联的领导，并受区人民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21]其工作主要是“根据各区级主管机关的计划与布置来进行”。[22]

毋庸讳言，筹委会也有很多问题，在诸如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及会费管理等方面存在缺陷，容易导致委员与职工的内耗，并进而影响整个组织功能的发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也必然会成为历史。

主要参考文献

[1] 武汉市摊贩人数统计表（1949.12.16）[R].市交通银行、工商局1949年调查的综合统计.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3（全宗号）—1（目录号）—517（案卷号）.

[2] 参见“1952年关于摊贩管理工作已叫我局负责以及有关摊贩登记及柴贩组织管理等问题决议及往来文书”（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76—1—790）中保存的关于遗漏登记摊贩向反贪污联合组的诉讼请求。

[3] 薛暮桥.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说明[N].人民日报.1952—8—18.

[4][5] 武汉市江岸区工商联摊贩业联合会筹备会议组织章程草案[R].1953年本局关于摊贩管理工作和登记换证工作意见、细则.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76—1—82.

[6] 武汉市摊贩管理暂行办法[R].武汉市法令汇编（第11辑）1955（1）：33.武汉市档案馆馆藏.

[7] 武汉市工商联关于统一管理各区摊联会问题请核示的报告（1956.12.4）[R].各区摊联会组织暂行通则草拟核定及摊联组织领导关系的有关文件（1954.6—1958.12）.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9—126—28.

[8] 武汉市硚口区摊贩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今后工作的建议[R].1955年硚口区摊贩联合会简章、委员名单、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组织工作、工作报告、启用图章等文件.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9—80—82.

[9] 武汉市摊贩工作情况和建议（1957.2.15）[R].各区摊联会组织暂行通则草拟核定及摊联组织领导关系的有关文件（1954.6—1958.12）.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9—126—28.

[10][11] [15][16]关于本会召开的摊整座谈会所提出的一些反映和意见[R].1955年关于摊贩整理工作方案、报告、指示、通知、宣传提纲及各区工作计划和总结报告等资料（1954.11—1955.7）.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76—1—99.

[12][13][14][18]关于摊整工作会议座谈的综合纪录[R].1955年关于摊贩整理工作方案、报告、指示、通知、宣传提纲及各区工作计划和总结报告等资料（1954.11—1955.7）.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76—1—99.

[17] 为调用摊贩联合会职工由[R].1955年本局关于对摊贩联合会组织领导、人事、经费管理的通则和有关文书及各区改组摊贩联合会的工作方案（1955.1—1955.12）.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76—1—990.

[19] 武汉市江岸区摊贩整理工作办公室报告[R].1955年本局与各区关于对摊贩加强管理和市场检查的报告及有关往来文书.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76—1—1065.

[20] 关于检查本市各区摊联会经费开支情况的报告[R].1955年本局关于对摊贩联合会组织领导、人事、经费管理的通则和有关文书及各区改组摊贩联合会的工作方案（1955.1—1955.12）.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76—1—990.

[21] 武汉市摊贩联合会暂行组织通则（1955.7）各区摊贩联合会暂行组织通则草拟核定及摊联组织领导关系的有关文件（1954.6—1958.12）.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9—126—28.

[22] 关于统一管理各区摊联会问题请核示的报告（1956.12.4）[R].1956年本局关于保留各区工商业摊联的报告及蔬菜市场工作转交供销社及管理文书（1956.1—1956.12）.武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7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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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摊贩及其组织的研究目前主要停留在史料的发掘方面，现在可以在期刊上看到的有：中共北平市委关于整理摊贩工作的总结（1949年8月），北京党史，2004（2）：44—45；张世飞．北京解放初期的整理摊贩工作．北京党史，2004（2）：45—46；解放初期上海摊贩管理工作概况．档案与史学，2003（1）：25—31；上海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史料．档案与史学，2004年（6）：77—80。另外，相关摊贩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张辰．解放初期上海摊贩的管理．档案与史学，2003（1）：68—70和崔跃峰．1949—1952年北京市摊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初探．“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暨纪念苏州商会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265—272.

[2] 选择摊联会筹委会为题，主要是突出其在1952—1955年武汉市摊贩治理与整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据笔者了解，建国后一直到1952年，摊贩工作由公安局领导，主要工作是政治斗争，1955年底武汉市各区摊联会筹委会完成向摊联会的过渡后，虽然其组织制度相对完善，但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摊贩在业务上脱离了摊联会，归各国营专业公司或合作社指导，摊贩与摊联会若即若离。可见，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背景下，摊联会筹委会在摊贩管理中曾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从微观角度来说，它再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真实场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3] 镇反运动结束，武汉市摊贩的治理工作从公安局转由工商管理局负责。

[4] 对于武汉市摊联会筹委会的组织结构，市工商联并没有统一规定，此图主要依据武汉各区筹委会成立的组织章程制成，各区具体组织结构稍有差别。